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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车无门 绝望车主无奈欲烧保时捷

  “真没想到消费者维权竟这么难,干脆把这辆车给烧了。”昨天,杭州武林广场,为表达对车商的不满,义乌车主余植有向众人讲述了长达两年半的艰辛维权过程,到最后竟拿出一卷报纸,掏出了打火机欲烧保时捷。

退车无门车主艰难维权

上午10时许,余植有驾着一辆黑色的保时捷卡宴,来到武林广场省消保委“3.15”活动现场。“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到这里来‘报到’了。”2006年以及2007年的3月15日,他都曾来过武林广场。

“两年半前我买到了这辆问题车,经过艰难地诉讼,法院终于判决车商‘退一赔一’。可是,直到现在车商还没把车子退掉,更别说赔偿。”余植有一出现就引起了众人的关注,立刻围拢了一大群人。可能是见到同情者,余先生向众人讲述了两年半以来他的遭遇。

2005年8月30日,余植有与上海华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签订了一份购车合同。合同约定,余植有向后者购买德国产原装保时捷卡宴3.2越野车一辆,车价为90万元(后实付89万元)。与此同时,购车合同中双方就车辆的配置进行了详细约定,必须是原装配置。第二天余植有前往上海保税区提完车回到义乌后,发现缺少GPS定位系统、行李箱架、倒车雷达以及倒车影像等配置。3周后经销商补齐这些配置,却被余植有发现并非原装。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该车是美国一消费者的“退货”车。

为此,余植有要求经销商退车,并向义乌工商局以及浙江省消保委投诉。在协调未果的情况下,2006年4月,余植有向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2007年1月,法院认为上海华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行为属“消费欺诈”,需“退一赔一”。不过,判决结果对余植有而言只是“纸”上的公平,经销商一直未退车和赔款。2007年7月,余植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时却发现上海华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一审期间悄悄变更法人和股东,并且公司账号里已无分文资金可执行。(本报曾率先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

绝望之下做出惊人之举

“对于我来说,先后投诉过多次,鉴定也做了,官司也打了,还是没有结果。消费者维权真是太难了。”

30个月以来,为了退车一事余植有于义乌、杭州、上海三地先后奔波近百次。也因为此事,余植有先后接受过包括央视以及本报在内的全国数十家媒体的采访,在当地成了轰动一时的名人。很多人见到余植有就说:“听说法院判决‘退一赔一’,那你可就赚了。”余植有苦笑以对:“车子到现在都还没退,钱也没赔成,还搭进了高达30多万元的鉴定费、诉讼费、律师费。”

余植有说,由于法院已经判决“退一赔一”,从法律上说这辆车不属于他所有,他既不能上牌也不能作为二手车卖给他人。一方面上海华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拒不履行“退一赔一”的义务,另一方面余植有更不能自作主张处理该车。“这辆车既不能开又不能卖,就像一堆废铁只能放在车库里,白白占了一个车位。”两年半的艰辛维权却等来这样一个结果,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上午10时40分,讲述维权经历的余植有被人群团团围住。“维权真难,真难……”心绪难平的余植有从车内拿出一卷报纸,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打火机。只听哧的一声,打火机冒出了火苗直蹿向报纸。围观群众以及闻讯赶来的城管,及时制止了余植有的过激行为。

作为保时捷在中国大陆总经销商的保时捷中国,目前尚未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

谁让维权者陷入绝望

余植有的特殊遭遇,是当下消费者维权之艰难现状的缩影,突出反映了消费者对商家诚信的渴求。

从2005年9月购车的第一天算起,余植有就陷入了无尽的烦恼,并且这种烦恼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开始向工商和消协投诉,然后向法院起诉,直至为打赢官司咬牙掏出近9万元鉴定费……余植有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他能为自己讨回公道。而他的确赢得了公道——法院判决商家“退一赔一”。

2006年2月17日,本报率先报道了余植有的遭遇,记者全程目睹了他艰辛的维权历程。2007年1月5日,在第一时间得知余植有赢得一审官司后,我在《90万元保时捷退一赔一》中为他的初次成功喝彩。不幸的是,最后的胜利离他还很遥远。

“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还能指望谁?”绝望中的余植有,最后采取了焚车这种过激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这起极端事件,告诉了我们什么?值得深思的不仅仅是消费者,更有商家和市场监管者。

  “真没想到消费者维权竟这么难,干脆把这辆车给烧了。”昨天,杭州武林广场,为表达对车商的不满,义乌车主余植有向众人讲述了长达两年半的艰辛维权过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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